农民养老金问题近年来备受关注。一些老人表示，自己手头有些钱可以尽量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所谓农民养老金，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主要覆盖农村老人。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5.4亿人，领取待遇者约1.8亿人，其中九成以上为农村老人，规模达1.6亿至1.7亿人。
农民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前者由中央确定最低标准，依赖财政供给，后者则来源于个人缴费积累。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从2025年的每人每月143元上调为163元。然而，即便加上个人缴费部分，农民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也只有200多元，难以满足年老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当前，农民养老金需要增长已成共识。雷茂端是山西省运城市一个村的前党支部书记，202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收到许多老年农民希望提高养老金的呼声。在一些地区，农村老人退而不休、超龄劳动成为普遍现象。大多数农村老人仅有二三亩耕地，一亩地一年的纯收益不过几百元，即便风调雨顺，全年收入也就2000多元，加上每月100多元的养老金，月总收入只有300多元。为了生存，七八十岁的老人不得不继续种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翼算过一笔账，农民种一亩地的年均最大收益约为500元，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耕种百亩土地，才能获得与城镇务工相当的收入。对于体力衰退的老人来说，这根本不现实。他在多地农村调研发现，北方农村一些老人生活拮据，在冬天甚至不生火做饭，只在炉子上烤几个馒头、土豆。医疗支出放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一些农村老人感冒发烧了不愿意主动就医，习惯“能扛就扛”，看病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与此同时，农村老人倾向于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向子女。张翼总结，他们中许多人一辈子的愿望就是尽全力用积蓄给儿女买房结婚。不过，子女养育下一代的成本在增加，他们反哺老人的能力被削弱。此外，医疗水平的进步让不少老人还需要赡养更高龄的父母。多重压力下，一些农村老人的晚年保障愈加脆弱。
将农民养老保障置于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中观察，这种差距更为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目前城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约为6000元/月，城镇退休职工约为3000元/月，而农民养老金仅为220元/月。从养老金替代率看，农民养老金同样偏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益表示，按照国际标准，养老金替代率低于55％即被视为较低的养老金水平。目前，农村老人每人每年能领取养老金约2600元，占中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约12％。
这些年，农民养老金中由财政保障的基础养老金部分，调整步伐在加快，调整幅度在提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回顾，基础养老金从2009年的每人每月55元起步，到2023年增长到103元，14年时间只涨了48元。从2024年起，基础养老金每年提高20元，目前最低基础养老金为163元。
从绝对投入看，财政对农民养老金的投入并不少，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获财政补贴4345亿元。但是横向比对来看，国家财政对农民养老金的投入与其他养老金相比确有差距。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陈丹青等人发表的相关论文指出，2023年，国家财政对企业职工养老金的人均补贴为537元/月，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的人均补贴为2265元/月，对居民保养老金的人均补贴为182.9元/月，不到企业职工的1/3，只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1/12。
另外，农民养老金中的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农民缴费意愿低，导致他们领取的养老金主要依赖国家财政。20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农村开展抽样检查发现，在居民养老保险分档缴费方面，约80％的村民选择最低档缴费。曾益说，国家原本希望通过财政补贴来激励农民选择更高缴费档次，充盈个人账户。但是农民收入较低，收入预期不明，导致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较低档次来缴费。其结果是，农民步入老年后，领取的养老金中基础养老金占大头，绝对值始终偏低。
当下，农民养老金需要增长已是共识。一种思路是将农民养老金提高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目前，我国各省市低保标准普遍为500—600元，与农民养老金的差距明显。研究显示，如果将国家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至低保水平，并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农村居民养老金收入的基尼系数将降至0.1以下，能有效防止老年贫困。然而，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一旦提高到低保标准，当人口老龄化进入高峰，财政支出压力会不可控。
另一种更具操作性的路径是分层提升，优先提高高龄农民养老金。雷茂端建议用三年时间，将70岁以上农民的基础养老金逐步提高至每月500元。具体操作方法是，2027年提高到每月250元，2028年提至每月380元，2029年达到每月500元。郑功成也提出类似思路，建议以70岁为基准，在普遍提升基础养老金的基础上，额外增发“历史贡献养老金”，年龄愈大补偿愈多。
不过，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仅靠财政补贴支撑养老金持续大幅上涨并不现实。郑功成认为，2009年建立的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制度是“福利+保险”组合模式，基础养老金部分是政府财政全额发放的福利性待遇。他提出分类改革思路：对于已退出劳动岗位的70岁以上高龄农民，由于他们不可能再通过参保缴费提升养老金待遇，只能且应该走福利性养老金增长路径，大幅提升其基础养老金水平。对于中青年农民，则应当逐步淡化福利色彩，通过提高政府补贴、集体经济分担缴费等方式，激励个人参保缴费来提升养老金水平，推动农民养老保险回归社会保险属性。
2025年底至2026年初，云南、安徽、贵州、辽宁等多地明确将在2026年上调农民养老金最高缴费档次。其中，云南省最高缴费标准上涨至1万元/年，成为全国首个缴费上限突破1万元的省份。多地表示，此举旨在提高未来养老金水平。然而，转缴的现实阻力仍然明显。曾益以湖北省举例，职工养老保险最低档一年需要缴费9600元，对于大多数在城镇务工的农民来说，缴纳这个数字仍然有压力。因此，除了上调农民养老金最高缴费档次，有学者建议也可以考虑下调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档次来激励农民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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